鲁迅先生在《范爱农》里给我们讲述了青年时期和范爱农相遇、相识、相知、分离、最后怀念朋友的故事，感人至深，引人深思，其间对社会现实的揭露尤其令人深省，值得我们青年一代思考，怎样去承担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直面自己的人生。

造化弄人，曾经相遇不相识

鲁迅和范爱农的曾经相遇其实早在二人认识之前。两人后来谈起，听范爱农说鲁迅才想起：七八年前，有个叫子英的朋友叫鲁迅一起去日本横滨接新来日本留学的老乡，船一到岸，就看见十几个人，上岸后将行李放到海关去接受检查，海关人员在这些人的衣箱中翻来翻去，忽然翻出一双绣花鞋来，就拿着仔细看。鲁迅很不高兴，心里想这些鸟男人，怎么带这些东西来呢。鲁迅自己不注意，就摇了摇头。（鲁迅不曾想，自己不满意表露出来，就是俗话说的喜怒形于色，有的人更善于察言观色，鲁迅是前者，范爱农是后者）

检验完毕，在客店稍微休息一会儿，还需要上火车。不料这一群读书人又在客车上让起座位来了，甲要乙坐在这个位子，乙又要丙去坐，做揖做个没完没了，火车已经开始行驶，车身一摇晃，马上就摔倒了三四个人。我那时也很不满，暗地里想：连火车上的座位，他们也要分出尊卑来……。自己不注意，也许又摇了摇头。（鲁迅不曾想，自己的不满意又表露出来，而且鲁迅对当时旧社会的封建礼教和繁文缛节深恶痛绝，这种讨厌和反感表现到脸上，影响到范爱农，以致范爱农对鲁迅的表现极为不满，第二次相遇时对鲁迅非常冷淡不满，但鲁迅却茫然不知）

初次相遇，恶言相向

鲁迅和范爱农的第二次相遇是在东京的客店里。留学生们一起床后就先看报纸，看的报纸有《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专爱打听社会琐事的就看《二六新闻》，一天早晨，他们就看到报纸上登着中国的一条电报，大概意思是“安徽巡抚恩铭被徐锡麟刺杀，刺客被擒”。后来徐锡麟被处以极刑，家族也被连累。后来徐锡麟还被挖了心，传说被巡抚的亲兵炒着吃干净了。革命志士秋瑾这时候在浙江绍兴也被杀害，激起了民愤。

留学生们每次国内发生了这样的事，大家就召开一个同乡会，凭吊烈士，痛斥满洲政府毫无人道的做法。随后就有人主张给北京发电报，大家也分成两派，一派要发，一派不要发。鲁迅是主张发电的，但是当鲁迅说出之后，就有一个冷冷的声音说：“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鲁迅一看这人：是一个身材高大，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象在藐视。他蹲在席子上，鲁迅只要发言他就反对。鲁迅就觉得奇怪，注意着他，到这时才向别人打听：说这话的是谁呢，怎么说话那么冷淡？认识的人就告诉鲁迅说：他叫范爱农，是徐伯荪的学生。

鲁迅就非常愤怒了，觉得范爱农简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杀了，连发一个电报都害怕，于是便坚决地主张发电报，同范爱农争执起来。最后结果是主张发电报的人数多，范爱农就屈服了。

然后是推选人来拟写电报稿。范爱农又说话了：“何必推举呢？自然是主张发电报的人。”鲁迅觉得他的话又在针对自己，就主张这一篇悲壮的文章，必须是深知烈士生平的人做，因为这样的人比别人关系更密切，心里更悲愤，做出来就一定更动人。于是又争起来。结果是范爱农不做，鲁迅也不做，不知谁承认做去了；最后是大家走散了，只留下一个拟稿的和一两个干事，等候做好之后去拍发。

从此鲁迅就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鲁迅心里就想：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

再次相遇，推心置腹，成为至交

直到革命的前一年，鲁迅在故乡做教员（那时候的老师叫教员），大概是春末时候，忽然在朋友家看见了一个人，互相熟视了不过两三秒钟，不约而同地说：

“哦哦，你是范爱农！”

“哦哦，你是鲁迅！”

两人便都笑了起来，互相的嘲笑和悲哀。范爱农的眼睛还是那样，可是头上却有了白发，也许本来就有，只是鲁迅先前没有留心到。他穿着很旧的布马褂，破布鞋，显得很寒酸。谈起自己的经历来，范爱农说他后来没有了学费，不能再留学，就回国了。回到故乡之后，又受到轻蔑，排斥，迫害，几乎无地可容。现在是躲在乡下，教着几个小学生养家糊口。因为有时觉得很气闷，所以也坐了航船进城来。他又告诉鲁迅现在爱喝酒，于是两人就喝酒。从此范爱农一进城，必定来找鲁迅，两人非常相熟了。可以说无话不谈，推心置腹，并且谈到了最初接范爱农时的两次摇头，两人冰释前嫌，成为好朋友。

同甘苦，共患难，忍别离

后来鲁迅做了师范学校的校长，当时地方的官王都督给了学校二百元钱款。范爱农做了监学（相当于现在的教务主任），穿的还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爱喝酒了，两人也很少有工夫谈天说地。范爱农不但管学校的事，还兼教书上课，人非常实在勤快。

后来，听过鲁迅先生讲义的一个青年学生要以鲁迅等三人的名义办一种报纸，开始就骂军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员，此后是骂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这样骂了十多天，就有一种消息传到鲁迅的家里来，说都督因为报社拿了他的钱，还骂他，要派人用手枪来打死鲁迅他们。别人倒还不打紧，第一个着急的是鲁迅的母亲，叮嘱鲁迅不要再出去。但鲁迅还是照常该干嘛干嘛，并且说他们不敢拿自己怎么样。

不过范爱农得到了一种新消息，却使鲁迅很为难。王都督给了报社五百元，意思是收买报社。报社也收了钱，但争议是收与不收，收了还骂不骂。鲁迅不主张收，报社其他人，既要收钱还要继续骂。凑巧，这时鲁迅的朋友从南京写信催促他去南京，范爱农也很赞成，但又很凄凉地说：“这里还是那个样子，住不得了。你快去吧……。”是鲁迅到南京后两三个星期就发生了报馆案，被一群兵们捣毁了。

死因不明，悲不成诗

后来，鲁迅从南京移到北京的时候，范爱农的学监也被校长想办法去掉了。他又成了革命前的范爱农。鲁迅想为他在北京寻一点小事做，这是他非常希望的，然而没有机会。他后来便到一个熟人的家里去寄居，也常常给鲁迅写信，景况愈来愈穷困，言辞也愈来愈凄苦。最后从熟人家里走出来，四处飘荡。不久，鲁迅忽然从同乡那里得到一个消息，说范爱农已经掉在水里，淹死了。 鲁迅疑心他是自杀。因为他是浮水的好手，不容易淹死的。

后来鲁迅回故乡去，才知道一些较为详细的事。范爱农先是什么事也没得做，因为大家讨厌他。他很困难，但还喝酒，是朋友请他的。他已经很少和人们来往，常见的只剩下几个后来认识的较为年青的人了，然而他们似乎也不愿意多听他发牢骚，不如讲笑话有趣。“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拆开来一看，是鲁迅来叫我的。”他时常这样说。

鲁迅一直不明白他究竟是失足还是自杀。夜间独自坐在会馆里，十分悲凉，一点法子都没有，只做了四首诗，后来曾在一种日报上发表，最后保存下来的只有不完整的几句：

把酒论天下，先生小酒人。

大圜犹酩酊，微醉合沉沦。

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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