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血海深仇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事变”,大肆抓捕、屠杀共产党员,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了。
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对峙时期,双方结下了血海深仇。
瞿秋白、恽代英、罗亦农、彭湃、邓中夏、夏明翰、方志敏、刘畴西、王尔琢、黄公略、伍中豪、吴焕先、陈树湘等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杀害。
1934年11月的湘江战役,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人,5.6万红军牺牲在了国民党的四道封锁线前,尸体漫山遍野,湘江被染成了一条血河。
当地甚至有了“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
蒋介石视中国共产党为心腹大患,奉行“攘外必先安内”、“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政策,誓要将共产党赶尽杀绝。
共产党则流了太多的血,牺牲了太多的人,有着长达十年的惨痛教训,对国民党充满了戒备和敌视。
当时,所有人都不认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会有第二次合作的可能。
二、日本入侵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三省。
1932年,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逼迫中国军队撤出上海。
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五省自治”,意图吞并华北。
1936年,日军进犯绥远省(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南部地区)。
日本一个省又一个省的侵占中国,“亡国灭种”的危机笼罩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头顶。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日本侵吞中国的狼子野心,天下皆知,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国共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三、抗日救国
1935年8月1日,深明大义的中国共产党首先顺应民意,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近年来,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1935年12月17日,瓦窑堡会议召开,毛主席做了题目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他指出:中日矛盾日益加深,日本严重威胁到了全体中国人民的生存,大规模的抗日民主运动重新高涨的情况下,必须顺应民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四、纷纷请战
日本对中国的步步侵吞,让国民党中的有识之士也开始纷纷向蒋介石请战。
1936年6月2日,国民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请战,请求抗日。
6月4日,广东、广西将领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响应国民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向蒋介石请战、请求抗日。
蒋介石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反而命令张学良率领东北军14个师,移驻西北,进攻红军。
一位东北军的军官骂道:“当我们所有人都希望打日本,打回老家去的时候,蒋介石为什么要让我们去打红军?”
张学良多次劝谏蒋介石,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都被蒋介石拒绝了。
五、西安事变
1937年12月7日,张学良再次面向蒋介石,向他哭谏,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两人的会晤,气氛十分的紧张。
最后,蒋介石拍着桌子,厉声说道:“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
当晚,张学良十分沮丧地回到西安的住处。
他把杨虎城找了过去,一见面就说道:“劝谏失败了”。
杨虎城,隶属于冯玉祥的西北军,是陕西地方实力派的首脑,当时担任国民党第17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他是一名爱国人士,他深知唯有联合抗日,才能救中国。
劝谏不成,张学良、杨虎城决定进行兵谏。
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张学良、杨虎城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软禁。
六、谈判艺术
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和中共中央的委派,周恩来奔赴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一起共同商讨抗日救国大计,帮助处理西安事变的善后事宜。
周恩来去见了蒋介石。
刚见面,周恩来就向蒋介石行礼。
这让蒋介石十分欣喜。
当时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软禁,周恩来向他行礼,证明周恩来并没有把他当做阶下囚来看待,而是非常尊重他,仍然把他视为国民党、国民政府的领袖。
双方落座,蒋介石深情地对周恩来说道:“恩来,你曾经是我的部下,我做黄埔军校校长的时候,你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东征陈炯明时,我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你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你虽是我的下属,我可是把你当朋友的。过去为什么你要一直反对我?”
周恩来没有回答,而是直接开门见山道:“如果委员长领导全国人民抗日,我们还会拥护你的领导。”
蒋介石思虑片刻后,表示不打内战了,决心进行国共第二次合作,全国抗战。
得到了蒋介石的承诺,周恩来便和蒋介石聊起了家常,聊起了蒋介石的独子——蒋经国。
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候,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中国国民党和苏联的关系一度十分亲密。
1925年10月,蒋介石安排年仅15岁的蒋经国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大肆抓捕、屠杀共产党员,反对苏联。
蒋经国就困居苏联,再无消息传回国内。
周恩来表示愿意和苏联方面沟通,打听蒋经国的消息。
这让蒋介石十分感动,他对周恩来说道:“国共再次合作,有什么困难,以后你直接找我。我们之间谈。”
七、再起波澜
1936年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没有同周恩来商量,就亲自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
蒋介石在机场,对张学良、杨虎城说道:“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
蒋介石还承诺绝不追究张学良、杨虎城等西安事变参与者的责任。
结果,刚返回南京,蒋介石就背信弃义地抓捕了张学良,并调集中央军进逼西安,分化第17路军和东北军。
但是,对于陕北的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却履行了承诺,停止围剿。
毛主席分析道:“日本咄咄逼人的侵占中国,让蒋介石感到了深深的危机,日本对蒋介石所执政的政权,产生了重大的威胁。
面对国内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热潮和强大的抗日救国民意,蒋介石也不得不顺应时势,着手准备抵抗日本的侵略。
而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广东、广西的请战,让蒋介石意识到国民党党内强烈的抗日诉求。
西安事变,原本忠于他的,完全听话的东北军、西北军第17路军,骤然采取如此激烈的‘兵谏’方式,让蒋介石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让蒋介石意识到国民党内部的抗日诉求已经难以压制。
如果蒋介石还是执意打内战,不抗日,势必还会有下一个“西安事变”发生。
蒋介石只有接受联共抗日,才能得到国民党党内的支持,才能巩固政权,才能得到民心。
形势比人强,这是蒋介石停止围剿中国共产党,联共抗日的关键。”
八、共赴国难
1937年3月26日,周恩来到杭州同蒋介石面谈,并带去了蒋经国的消息。
这让蒋介石对周恩来十分感激,对于周恩来提出的诉求,蒋介石都一口答应,使得谈判极其顺利。
之后,周恩来不管什么时候,去见蒋介石。蒋介石肯定会接见,而且蒋介石还会亲自到门口迎接。
这是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其他人都享受不到的礼遇,也是很多中国国民党要员享受不到的礼遇。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日本发起了全面侵华的战争。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
“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惟有牺牲的决心,才能搏得最后的胜利。”
1937年9月23日,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历经千难万险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开始携手,共克时艰,共赴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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