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伯恩·琼斯《The Golden Stairs》，布面油画，269.2×116.8cm，1880年

纵观中西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西方的艺术流派源源不断地在更替，东方艺术流派相较之下呈现平缓发展的趋势，为何会这样？今天，时尚芭莎艺术为你解析。

在讨论之前，我们首先对于“艺术流派”做个解释。简单来说，艺术流派是一批具有共同艺术主张的艺术家们，在一定历史时期中自觉或不自觉汇聚而成的艺术派别。

而多个艺术流派会在一定的社会思潮和哲学影响下，在艺术领域产生广泛影响，形成一种艺术思潮。翻开艺术史，东西方艺术流派的更替呈现出两种不同状态，为何会这样？

西方：接受、质疑、反叛

克劳德·莫奈《罂粟花田》，布面油画，65×50cm，1873年

保罗·塞尚《坐在红扶手椅里的塞尚夫人》，布面油画，72.4×55.9cm，1877年

先来看看西方艺术流派的更替脉络：新旧不断更替，每个新艺术流派都充满了对于之前艺术的继承、质疑与反叛。我们熟知的印象派（Impressionism）追求光影下的色彩变化效果，一些富有创新精神的画家认为其失去了对于“形”的把握，所以对此进行突破和叛逆，他们主张重新审视形式的意义，重视结构、色块和体面，在艺术创作中加入主观情感使其异于客观事物，从而出现了后印象主义。

保罗·高更《Femmes de Tahiti》，布面油画，69×91cm，1891年

但丁·加百利·罗塞蒂《The Pia of Tolomei》，布面油画，105.4×120.6cm，1868-1880年

同理，很多新流派是在反对之前流派的创作方法中诞生的。比如那比派（Les Nabis）起源于对印象派的反动；拉斐尔前派则是为了反对学院派陈规而出现的。

保罗·塞律西埃《Nature morte aux pommes surfond de tenture rayée》，布面油画，45×57cm，1912年

维亚尔·爱德华《Garden at Vaucresson》，Distemper on canvas，151×110.8cm，1920年

除了对于创作技法的质疑，种种社会问题也会引起艺术家的共同思考。20世纪时，艺术家对于消费主义与商业文化的思考产生了波普艺术；颠覆、摧毁一切旧文化秩序的达达主义伴随着一战的血腥与杀戮产生：“当枪声在远处鸣响，我们以最饱满的能量唱歌、写诗、创作油画和拼贴画”。

罗伊·利希滕斯坦《瞧！米老鼠》，布面油画，121.9×175.3cm，1961年

奥托·迪克斯《The Skat Players》，布面油画，87×110cm，1920年

汉娜·霍克《Cut with the Kitchen Knife through the Beer-Belly of the Weimar Republic》，拼贴画，1919年

从强调再现到强调作者主观情感，从以作品为主到作者消亡......艺术主张常常伴随着社会变革而转变，所以西方艺术流派的更替十分跌宕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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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继承、延续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局部），纸本墨笔，元代，浙江省博物馆藏

沈周《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局部），纸本设色，36.8×855cm，明代

纵观东方艺术的发展，以中国艺术为主要线索，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延续性。例如明代的作品还受到唐代的影响；一幅明代的画作与元代的极为相像......这并非抄袭，而是对于传统的继承。

董其昌《夏木垂阴图》（局部），纸本墨笔，91.3×44cm，明代，故宫博物院藏

任伯年《华祝三多图》，绢本设色，212.5×106cm，清代

像是南北宋的画家在前人文人画基础上实践并发展了水墨技巧，元代时到达顶峰，明清时的画家则延续前人画法；海上画派上乘唐宋传统技艺，吸取明清诸家之长，借鉴民间与西方绘画，在继承的基础上革新。在这个过程中，旧的不会被代替，而是不断得到延续。

八大山人《荷石水禽图》，纸本墨笔，114.4×38.5cm，清代

八大山人《荷花双凫图》，纸本墨笔，185×95.8cm，清代

王鉴《江山雨后图》，纸本墨笔，106×53cm，清代

当然，东方艺术流派在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在朝代更替时，画家将对于故朝的怀念、对于现状的不满表达于画中，带有一定的反抗精神。有着强烈民族意识的“四僧”，他们将身世之感、抑郁之气以及对于故国山川的怀念之情寄托于绘画当中，其作品与北方清廷四王有很大出入，但这种反抗往往不会过分猛烈。

倪瓒《容膝斋图》，纸本墨笔，74.7×35.5cm，1372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王蒙《夏山高隐图》轴，绢本设色，149×63.5cm，元代，故宫博物院藏

再比如生活在元末社会动乱时期的元四家，不如意的遭遇是那么相似。所以他们将怀念故土的意念加入到作品当中，但也是受到了赵孟頫的影响。他们的反抗也不是对于前人艺术风格的反抗，更多的是对于社会现状的反抗。

倪瓒《六君子图》，纸本墨笔，61.9×33.3cm，元代，上海博物馆藏

王翚《仿巨然烟浮远岫图轴》，纸本墨笔，187×67.2cm，清代

所以无论是山水人物还是花鸟，无论是前朝还是本朝，物我同一、情景交融是存在于所有画作中的精髓。像是元四家中的倪瓒，其作品中意境极高，这也与他的性格、遭遇很有关系。无论绘画风格如何改变，都不会脱离于此。至此，我们可以简单了解东西方流派发展的不同脉络，它们在不同的文化底蕴中各放光芒。

[编辑/高淑启]

[本文由《时尚芭莎》艺术部原创，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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