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霖（1920.2-2021.4.12）原名文佩卿，山西省孝义市司马村人，抗日女战士，黄镇同志夫人；曾任外交部政治部原副主任、部纪委副书记，新中国第一代大使夫人。

1988年10月，黄镇同志与朱霖同志三上太行山，重访老革命根据地山西省武乡县东堡村。

在国外工作期间，我们对祖国的情况可以说非常关心和记挂。而且，长期在国外工作，特别需要了解国内的情况。因此，我们决定利用赴美前十来天的休息时间重返我们的第二故乡——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离开那里已经25年了，想去看看那里的山山水水有没有什么变化，也想去看看曾经与我们同生死共患难的乡亲们，不知他们这些年生活得怎么样。

我们离开北京先到达安阳，由地委同志陪同往西进入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太行军区第七军分区。先看河南林县红旗渠水利工程，真是人民用双手修建的“人工天河”啊！漳河水已绕过许多高山绝壁，通过挖掘的山洞、石垒的水渠，全长828公里，就像是从天而降的一条河流，浇灌54万亩耕地，解决了全县50多万人口的吃水问题。地里麦子长得旺盛喜人，到处建了梯田、小水电站、电磨房，农民用上了电灯，碾米磨面也不用人力了，大家有了时间，文化娱乐也活跃起来。

我们还看到一个养鱼的池塘，鱼儿在水里活蹦乱跳。黄镇同志高兴地说：“大变样，真是大变样啊！我们太行山人民今后也可以吃到鱼了。”旁边有一个小青年说：“吃鱼卡死怎么办？”大家都笑起来。黄镇同志又说：“我们太行山人民以后慢慢地也会习惯吃鱼和吃鸡的，这对身体健康该有多好啊！”群众美滋滋地都笑了起来。

黄镇同志说，想要看看当年开辟工作和打仗的地方，1943年和1947年都是在这一带。当地干部就领我们步行到合涧村，河岸边敌伪军挖的工事还隐约可见。

在村里，见到一位老民兵队长，他说：“1943年，太行五分区司令员皮定均，还有一位八路军129师师部来的首长，就是你吧！你们在这一带打走顽伪军，才把我们解放出来。”

抗战时期的黄镇和夫人朱霖

（图源：红色129）

黄镇同志说：“1943年春夏，师部临时决定我为豫北工委负责人，带领一大批干部和皮定均同志一起来开辟这一带的工作，后来才成立了太行第七、八军分区。”大家都说，当时这一带的人民在顽伪统治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初解放时要饭的很多，军队在新区生活也很困难。我马上想起，当时收到黄镇同志一封信，信中谈到开辟新区军民欢腾的情景，也说到他胃病发作希望我带点干粮给他。他没想到我们师部所在地也是大灾荒，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向老百姓买了三斤白面，做成馒头后又烤成馒头干，装在干粮袋里捎到七分区。事后，听警卫员说，黄镇同志收到干粮后，看到新区那么多要饭的，就将米袋里的干粮统统拿出来，发给要饭的老乡了。

当我们一行走到合涧南岸的河南园村庄时，黄镇同志说，他在这个村住过。一个村干部说：“你是不是救过难产的母子俩？他们家的院子就在这里。”黄镇同志走进去一看说：“就是这里！”他说：“那天刚打完仗，我和参谋长、警卫员被安排住在上屋，房东家的人住在东西厢房，一觉睡到半夜，听到房门、院门直响，有人出出进进，我怕有敌情，警卫员也来报告，我连忙起来，只见房东老太太在院子里团团转，儿子王中伏也直跺脚。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儿媳妇难产，眼看大人孩子都不行了。’我立即叫警卫员去把军医请来，到天亮，孩子出生，原来是个怪胎，母亲算是平安，军民都很高兴。”

黄镇同志问到这一家人的情况，村干部说：“老大爷和老太太已经去世了，产妇和她后来生的儿子早已搬到村东头去了，这房子分给了贫下中农。”黄镇同志说：“那我们去看看这个房东吧！”村干部说：“他家成分不好，首长还是不要去看了。”黄镇同志也不好再说什么，但看起来是很不高兴的，他只说：“我看这家人家连富农也划不上，怎么能扫地出门呢？”

当1980年我们从美国回来，也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家房东媳妇郭秀琴写了一封信，还附了两双亲手做的布鞋寄到北京，送给黄镇同志，对33年前八路军救他们的事表示感谢。看来情况有了变化，信的内容是欢乐的。

到红旗渠引水的漳河边上一看，才知道为了树立这个典型，上游许多地方得不到水，过去漳河水很大，现在水很小了，太行山的水资源有限，为争水正闹矛盾呢！沿途也看到不靠清漳河的山区人民在排队从沟渠里淘水，用小勺往桶里倒的都是黄泥水，我马上想到战争中缺水的情况。黄镇同志让车停下来，皱着眉头说：“我们是社会主义了，难道我们的人民连水都没有喝的？”这句话不知怎么传到太行山的干部和群众中去了，之后听老同志说，太行山打了不少井，黄政委的这句话起了点作用。

我们从林县坐吉普车出发，走山道路过山西黎城，绕到河北省的涉县，反扫荡时这条只能步行和赶牲畜的小路，现在已变成可通汽车的山区公路了。

走近涉县城，那熟悉的山水依旧，建了一些新房屋，周围的山上居然有了不少烟囱，树木也比以前多了，真是令人高兴。

1988年11月20日，黄镇回访涉县

（图源：红色129）

当晚住在县委招待所，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出发去129师和太行军区驻扎过的村庄，先到赤岸村——129师师部所在地，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参谋长李达等都曾住在这里，后来也是太行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全村男女老少出来迎接我们，黄镇同志见人就说：“我代表刘师长、邓政委、李参谋长来看望你们，乡亲们好！”

当年的老村长这时已70多岁，他高兴地说：“你们可回来了！”一个50多岁的农民连跑带喊从人群中挤进来，他手中拿着一顶大草帽说：“黄主任，你看，这顶草帽是刘司令员送给我的。南下时我跟着司令部当民工，一直跟到大别山，临回来时，刘司令员把他头上的草帽摘下来给我戴上，让我平安回家，并向全村人问好，还亲自把我送走。当时我激动得要掉眼泪了，我把它留作纪念，一直保存到现在。”许多群众说起当年司令部驻扎在这里时的好作风，都无限怀念。

妇女们更是问个不停：“汪荣华、卓琳怎么样了？她们怎么不来？她们的孩子怎么样？我们真想她们，那时在穷地方，她们受苦了。”

1988年，黄镇朱霖夫妇在涉县王堡村看望老房东

（图片来自网络）

接着，我们又走了三里路，到了129师和以后的太行区政治部所在地王堡村，村子依旧，连原先的那两个泡麻池也照样在那儿。我们129师帮助修的漳河渠，水还在流淌，水浇地面积扩大了；我们盖的大礼堂完好无损，村里开会还在使用；我们挖的土窑洞大部分还可以，因年久失修，有好几孔窑已倒塌。群众养了羊群，窑洞的对面山上盖了一片新房子，老百姓吃糠比过去是少了，村里人口增加了许多。

刚进村，一眼就看到，走来接我们的是拄着拐杖的樊六子，他在解放战争中失去一条腿，现在是一等残废军人，本村的党支部书记。那时，他还是不到20岁的青年，现在已是40多岁的人了。

接着走过来的是张进财，他参军后跟随刘邓大军打到大别山，解放后才退伍回家，当时和他一起从本村参军过黄河的只回来了他一个人。

这个不大的村子参加八路军和解放军的就有60多人，民兵有40多人，牺牲残废的就有30多人，孤儿寡妇不少。特等杀敌英雄樊四得已50多岁，还很健康，当时是民兵队长，打了很多漂亮仗，有一次用巧计就打死、俘虏国民党军100多人。杨庆功参军后立过一等功，退伍后积劳成疾，现已去世。为了中国人民的胜利解放，这个村子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我们活着的人怎么能不努力继续革命、建设呢？

我们刚走到街上，村里的群众就都跑出来了，把我们团团围住，有的说：“你们可回来了！”有的说：“朱霖，你可胖啦！”有的叫黄副主任，有的叫黄副政委，并说：“你也胖多了，头发都白了。”老二婆一下子就把我抱住哭着说：“可见到你们了。那年大灾荒，要不是政治部拿出自己吃的粮来救济我们，今天我们都见不到了。我的儿子那时刚生下，眼看大人没奶，他要饿死了，后来用军队给的小米弄成糊糊喂，才算活下来，现在儿子的儿子都大了。”不少妇女都眼泪汪汪地诉说着离别后的思念，也都提到1943年的大灾荒，她们说：“那时我们全村没死一个人，全靠政治部的救济，你们却吃的是野菜。”

县委陪同的同志说到1958年“大跃进”吃大锅饭时也困难了一阵，幸好1962年5月周总理来到涉县，去沿头村参观食堂，发现问题，开了现场会，第二天即下令解散食堂，各家回去做饭，否则也快要死人了。提到周总理，大家表现出无限的怀念和尊敬。

许多人把我们拉进家去，让坐在炕上，要给我们做饭吃。村里人口增加，住得很挤，家中还是老样子，有些人家还在吃糠，劳动一天，工分值只有三毛钱，生活还是很苦的。

我们来到129师蔡树藩主任和我们的房东杨双保家，他们对蔡主任1958年飞机失事牺牲表示悲痛，问到蔡主任的妻子陈书涟同志的近况。

我们点名问到全村老一辈的人，差不多都已去世了，但我一闭眼就可以想到他们的形象。有些年轻一辈的人进进出出，看看都不认识，他们说：“老人们常常谈起你们。”这使我们百感交集，也不知是高兴还是悲伤。

我们去时带了大包的烟和糖果，分给他们表示一点心意。最后到了村长办公室，原来县委已通知我们孩子们的奶娘都来了，在这里会面。这些奶娘你一言我一语告诉地委同志，我们一进城就给她们寄日用品，以后还接她们到北京游玩。奶儿奶女参加工作第一个月的工资全部寄给她们，之后每年还给她们寄钱和衣料，的确良的布衫穿不完，有了病还给她们治疗，奶娘去世的给安葬费等等。我们之间的确是建立了血肉之情，在战争的困难年代，她们冒着生命危险为八路军抚养孩子，进城后我们怎么可以忘记她们呢，我们只觉得做得还很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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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 |《大使夫人回忆录》

作者 | 朱霖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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